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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记忆——建国50年民生往事

中国生活记忆之50年代

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列宁装”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到:“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公共食堂和“票证时代”

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上海“曹杨新村”“排子房”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50年代住草房”，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二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