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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麻雀
曹征路
一
这学期一开始就不同。那气氛一进教务处就感觉到了。
大办公室里本来哄笑不断，隔几个房间都能听见女士们的夸张和招摇，而他一出现声就没了，只剩下纸张在磨擦。这令他阴沉的面皮又添了许多僵硬，那感觉就像一块扯不平的台布，而且经纬怒张，血管也要一根一根弹射出去。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他是来送授课进度表的。小陶说，“您打个电话我上去拿就得了，何必亲自跑？”他皱了皱眉，不吭。小陶立马就红了脸。但转眼又笑起来，对他夹夹眼，递过一张纸来。
纸上开列着这学期校级领导自报的选修课。人人有份，连党务工作也列出了“十六讲”，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汉赋精读》。不知是谁，用红墨笔给整张纸画了个大问号。
又不知是谁，在每个人的名下都标上了数字：56·5，57·5，50·5……他看了半天才看明白，这不是给领导打分，而是各人的实际年龄。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都到了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
最绝的是，下面还批了一句话：例假又该来了。
看来哄笑是为这个。
如今的选修课并不是由学生真选，而是由教务处安排的，成了事实上的必修课。全部安排吧挤占了学生的课时，可是安排谁不安排谁，却是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本来校领导主动给学生开选修课是个好事，然而敏感时期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动向。如今谁都不傻，尾巴一翘就看出你能拉什么屎。
是的，敏感周期又该到了，所以领导们又该表演才华了。
他想了想，就把自己的名字勾了去，把授课进度表也抽回来。
小陶瞪大眼睛说，“这怎么行？您的课是毕业班的呀。”
他说，“就这样吧。”然后逃似的离开教务处。
上个星期刚刚开的教改工作会议，刚刚才信誓旦旦地表过态，今后一切都按规章办，谁也不能例外！——当时他就看见有人撇嘴。言犹在耳，等于放屁。
外面风挺大，很冷，一点不像南方的春天。雨丝横着打在脸上，就像一阵迎面抽过来的耳光，弄得他进了餐厅腮帮子还在抽搐。他明白，自己也在表演，不论怎么做，人们都会这样看的。表演大度，表演谦虚，表演不争之争，肯定是这样的。可是他能不表演吗？他能说，这个问题好解决，让学生自己选课就是了？这就等于跳出来向书记校长公开叫板，他没那么傻。他不可能永远不觉悟。说到底S大还是要办下去，谁都能走他走不了。
他已经五十岁了。一个五十岁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七八年还不觉悟的话，那么他的愚蠢也可以开一门课。
陶月嘻嘻笑着把饭菜端到他这一桌来，说：“龚老师，今天办公室的议论不是针对您的。”
他埋头吃饭，答道：“议论我也没关系。我脸皮已经很厚了。”
陶月还是嘻嘻笑：“不对吧？您带着雨伞，可是没有打开。”
他噎住了，他的伞果然是斜插在手提包里的。
陶月说，“其实您用不着那么做，您的课是全校公认的。”
他不说话，只把眉头深刻地皱起来，像一只皮带轮子。
这是个讲课的问题吗？讲课能有这么多负担吗？
他的课的确还可以，从前高教部还组织专家来听过课，他还是全国优秀教师，这方面他是有信心的。可那是站讲台，他面对的是学生，心里想的是学问，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状态，简单得多。而现在他面对的是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复杂得一塌糊涂，也许一辈子都理不清楚。这些话自然是不方便对陶月说的。陶月是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的。学生就是学生，应该心灵洁净人格高尚。为人师表是他的责任。
陶月又说：“其实钟书记辛校长也没预计到会撞车，他们很轻松的。”
他说：“你懂什么？年纪轻轻的搀和这些事干吗？”
陶月脸红了：“真是这样的。”过半天又说：“这些话是大家让我传给您的。”
老龚这才缓过气来，拍了拍陶月的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陶月说，“钟书记的习惯大家都知道，要是心情愉快呢他就会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转悠，绷着脸很严肃的样子。他不高兴的时候才会笑，呵呵地笑，好像牙疼得厉害，整个脸都错开了。”小陶模仿这个难度很大的动作，把饭也喷了。
老龚也笑：“你们观察到的？”
“机关里都知道，早就总结过了，不是我的发现。”
老龚摇头：“研究这些。”
陶月说，“当机关干部就得研究这些，当老师才去研究学问呢。”
“你还有理论呢。”和小陶谈话他很放松，或许把她还看成学生，就用不着伤脑筋吧。自然，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能让人感到愉快，这也不可否认。
“当然了。我爸爸当了一辈子机关干部，快退休了才混上一个正科级。他告诉我，在机关里工作关键是要跟对人，机会是次要的。这就好比打麻雀牌，你不可能总是抓到好牌，所以看清上家的意图比什么都重要。”
哦？老龚颇感意外地张开嘴巴。
“您会打麻雀吗？打这种牌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看清上家，卡住下家，自己和不了，就想办法不让别人和。我爸爸说，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无往不胜。”
“有意思！你爸爸是个哲学家。还有什么经验？”
陶月迟疑一下，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机关里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她搭下眼皮飞快地补充说：“当然这个话不太那个。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灵的。”
老龚觉得小陶给自己上了一课，大大地感慨了一番。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未必不如师。整个下午他就陷进这个问题里了。
党朋政治古已有之，跟人的道理并不稀罕，只是此刻还是醍醐灌顶一般。
他分管教学七八年了，可以说他的存在就是因为学校还需要教学。教学需要秩序，需要懂一点点教学规律，这样的人才不是外边可以派进来的。所以组织上经过认真考核、民主评议，把他培养起来。从这点上说，组织上对他是寄予厚望的。那时他还年轻，起码可以把教学秩序稳定一二十年，不至于因为四年一次的换届出现混乱。然而不尽人意的是，这个任务他完成得不好。每一次换届就意味着一轮新的动荡，而中间休整一两年仅仅为下一次动荡做些铺垫而已。如果光在领导层乱乱倒也罢了，反正当干部的大不了抬屁股走人。可这是一所上万人的大学啊，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学生。
钟书记他不想跟吗？辛校长他不想跟吗？跟不上啊。
当然他的失态也不是为这个。
早晨在班车上，经济系刘宾儒教授冲着他意味深长地来了一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当时他还没有领悟，只是笑道：“这话在海浪预报里还经常用。”
可是进了办公室就有消息传来：下月的党委会议上将讨论学术委员会的改选，而他这个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居然不在候选名单里。也就是说，他这个教授副校长不仅在领导层是多余的，在学术层也是被抛弃的。接下来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或许主动辞职还不失体面。
怎么落到这一步了？他看不懂。
然后他就有点丢了玉的宝二爷那个意思了。
连小陶都看出来了。
他恋栈。承认这一点并不需要勇气。就算是表演，他也需要一个舞台。他不能让七八年的心血白费，他有一千条理由要把这个官做下去。
这种心态很难解释清楚。从前他当系主任时，总是抱怨时间不够，手上的课题完成不了。听说老校长退休的那天在厕所里把头磕破了，他当时还很不以为然，觉得像老校长那样的专家实在犯不着这样。现在自己也终于尝到梨子了。
世人皆曰辞官去，又见林下有几人？
看清上家，理论上说也没错，下级服从上级。可问题是你怎么才能看得清？上家出牌并不告诉你意图，全得靠你自己揣摩，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
这届班子成立伊始，钟书记一上任就提出一个优化教学环境的计划，他不是坚决拥护的吗？他也认为S大的环境需要优化，商业气氛太需要扫除了。号召学生早睡早起晨读晨练不正确吗？太正确了。这一切本来也没什么，谁也不可能反对的。可不知后来怎么一弄，就涉及到许多干部的不称职，完全向着始料不及的方向转化。于是这个计划经过各级组织的反复强化，竟演变成晚上十一点拉闸，早晨七点出操，缺席五次取消当年奖学金。闹到学生一进教室就打哈欠，最后集体抗议。站过讲台的人，最怕学生无心听课。如果是课讲得不好倒也情有可原，可这算什么？所以他也的确发过几句牢骚的，说过一切都还可以商榷之类的话。谁知这就酿成了事件。在教代会上，一些老师们联名要求领导解释，究竟是优化学习环境还是优化干部环境？事先他并不清楚，如果说有阴谋的话，那也与他无关。结果钟书记就从兜里摸出小本子来，念道：××同志（市委书记）说，钟健同志是个好同志。念到这儿，他适时哽住，把两眼晶莹了向窗外望去。窗外的阳光白面粉一样扑进来，把一屋人的脸都扑白了……
谁说他不是好同志了？
一个站讲台出身的人，听不得误人子弟四个字。他这些年也就是抓了教学规划和学科建设，很多应该照顾的人每每不能照顾，很多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