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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小和作品《百年经济史笔记》（东方出版社年5月出版），是一部剑指中国经济命脉的精彩之作。从过去二百年中国商业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还原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梳理出中国未来应有之道。
三个时代的交叉叙事
在晚清——黄金时代——民国时代三大历史阶段的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流变之中，我大致看见了历史的基本走向。因此，在这个时候，就很有必要梳理我的写作构想。
这是一份跨越三个时代的交叉叙事。我带着三个醒目的问题意识来展开我们的工作。
首当其冲的问题意识来自我们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观察。
一百多年以来，因为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历史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之中，但历史正在被一代代误读，以至于人们对国家的前途很悲观，很失望，失望的结果是愤怒，是焦虑，是看不到希望，我想通过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在历史的语境里，看看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第二则是对改革的理解、对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的理解。
到底民间社会的转型重要，还是顶层设计重要？历史上所有的社会改良和社会转型，几乎都存在一个路径问题之争，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人们似乎普遍寄希望于高层的主动的改革，寄希望于顶层设计，我想知道，这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是不是存在某种对历史发展的误读，或者说，在已经过去的一百多年的转型历史里，每一次具有自由市场意义的经济转型和企业家转型，到底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还是民间社会的力量自发秩序所致。
第三是对盛世中国的理解。中国历史上不乏所谓盛世，宋朝、明朝、晚清都有所谓的盛世出现，晚清郑观应甚至写下传世的《盛世危言》，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非常发达，刚好，今天也是一个所谓大国崛起的时代，也是一个盛世的时代。问题由此而来。中国历史中出现这么多盛世，却没有引起社会本质性的转型。中国没有因为盛世而变得更加文明、更加现代、更加民主，反而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深深陷入从衰落到盛世，再到衰落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循环过程。我们想知道，盛世，在经济学的语境里面有哪些增量或者变量？我的疑问在于，可能我们的历史没有找到一个发展的变量，而只有增量。这样的经济演进，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一定要走向衰落。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带领下，我将我对晚清——黄金时代——民国时代的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的研究，定义为“近现代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变量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的名称。
我自己认为，与这个课题有关的阅读与思考，让我激动。
晚晴最后80多年的变革与发展，基本上是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国际贸易，有点类似于今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它构建了一个被动展开的以国际贸易为主导的国内经济秩序。第二个主题，是晚晴兴起了全面的政府投资拉动型工业运动，这就是耳熟能详的洋务运动。这是一场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重商主义运动。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晚清没有导向共和制度，没有建立起民主社会，没有建立起具有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是晚清衰落、垮台，以及垮台之后纷乱的国家局面。
高全喜先生曾经认为，晚清的谢幕，事实上隐含着英国光荣革命的影子，因为和其他改朝换代血流成河相比，晚清的垮台，几乎没有灾难性的战争，清朝遗老遗少们甚至是以一份贵族式的宣言结束了一个古老的帝国时代。这几乎是一种极高的政治学评价，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看，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历史变迁，究竟缺少了什么变量？为什么国际贸易和工业化没有产生出变量？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历史其实已经有变量，只是这种变量多年以来被我们忽略，被我们曲解。
我的观点是，经济史意义上的变量是存在的。
第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晚清经过80多年被动展开的国际贸易和近代的工业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催生出市场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民间社会。这是以城市的商业精英为主导的民间社会，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历史从来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农耕社会，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晚清末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游离于官僚体制之外的商业精英和企业家精英。
这样的民间社会主要由四个层面组成：
第一个层面是买办阶层。买办受雇于外国的商业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非常国际化，居住在租界里面、拥有别墅，他们是最早剪掉辫子的人，他们的工资很高，当时是最有钱的人群。大约60年的时间，散布在各大通商口岸的买办总人数，大约有3万人。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是5.3亿两白银，这个阶层很有钱，他们是整个晚清商会的领导者，他们有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做生意有稳定的渠道，有成型的团队，可以把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国外，把国外的产品进口到中国，他们是中外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中介。
第二个阶层就是企业家，晚清的市场经济发展了几十年，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比如盛宣怀、张謇、胡雪岩，事实上这是与市场竞争有关的民间社会，他们一方面依附于官僚，另一方面依附于国外的商业机构。由此从市场层面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民间社会，这个民间社会的主要表征，是企业和企业家按照市场竞争的逻辑在工作，而不是过去的按照官僚的政治意图在工作。中长期来看，这样的由企业家来引导的工作方式，最终形成了对政府的传统官僚方式的倒逼效应。
第三个阶层，是知识分子。这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中国历史几千年来，读书人的目标，从来都是挤进官僚阶层，通过科举挤进官场，科举是知识分子通向官场唯一的通道。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大量的读书人再没有这样一个官方确定的渠道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有很多知识分子只能流向社会，流向市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意义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构。这不是一种政治和官僚意义上的顶层设计，而是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市场化变迁，一种非政府的社会自发秩序。中国终于出现了与科举制度无关的学校，比如著名的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时还去做过讲话，他对着学生们说，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并不想在这里读书，而是想着科举，想着怎么去当官。京师大学堂的目的，是给真正想读书的人创办的，是为了寻求知识，或者训练一种专业技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此产生。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当属严复，他早年科举失败，无法进入官场，时代的风云际会，让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主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的传播者，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独立知识分子。
民间社会的第四个阶层，是海外华侨。当其时，南洋，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善于做生意，而且富甲一方的中国商人。中国人都有乡愁情结，有钱以后特别想回到中国。晚清的确缺乏这样的人才，朝廷有意请一批华侨回来参与商业经营，这与年之后中国政府大面积的招商引资，是同样的逻辑。华侨企业家回来了，资本也来了，诸如香港先施贸易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是张弼士，他类似于今天李嘉诚的意义，被清朝请回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管理经验，还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企业家以一种海外资本的身份参与中国的历史转型之中，这再一次意味着，不是政府的顶层设计推动了历史的转型，而是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的力量构成了中国历史的转型动力。
这是一幅历史磅礴的画面。晚清垮台，朝廷谢幕，中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从初具规模的民间社会和市场体系开始。买办、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这四个阶层，形成了北洋黄金时代丰富的民间社会和市场体系，当这样的民间社会与市场体系构成以后，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与政府大一统专制管理方式博弈的经济史局面。
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变量在这个时候变得如此清晰。
第一个变量，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中国漫长的社会结构终于开始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买办、企业家，国际市场，民间贸易，奔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完全是西式的，这是当时的时尚，所有人都学。90%的买办都成了基督徒，他们的孩子上的是教会学校，大家学的都是新知识，科学、物理、哲学、数学，不再仅是八股文和四书五经，引起了巨大的价值观的变化。比如基督徒商人，普遍讲奉献、讲诚信，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承认市场经济的逻辑，透明、诚信、奉献、自由交换的逻辑，这都与市场有关。应该说，价值观的变化，是整个社会转型的第一个有本质意义的变量。
第二个变量，是中国市场和企业家接受了利润原则。这批买办和企业家很快熟悉市场，确定生意的第一原则是利润，这跟传统中国的生意原相比，几乎是革命性的进步，过去做生意，可能更多的是强调道德，强调族群影响，社会影响力，以及对官员的影响力，强调所谓光宗耀祖这种抽象的原则，强调生意是为了对朝廷效忠，几乎没有中国商人敢于把市场的利润原则放在第一位。
第三个变量，是由一批真正懂得市场意义的买办和企业家承担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主体。这批买办、商人、企业家，他们的商业目的，一方面是利润原则，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生意价值观，由此形成了一种现代的商业逻辑与传统商业逻辑相结合的局面。中国传统的商业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强调自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买办和企业家的身上，这种的集体意识尤其明显。社会的变迁由此出现一种醒目的历史新现象，晚清和黄金时代，包括民国时代，真正承担民族主义商业精神，思考国家自强的人，不是那些一天到晚把民族、自强挂在嘴巴上面的官僚和政客，不是那些喊打喊杀的革命家，而是有世界视野和市场经济头脑的买办、企业家。
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变量分析，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加本质的历史秩序。
比如我们由此就有理由得出一个经济史的分析性结论。
年以后的历史教材，把资产阶级分成两类：一类是买办资产阶级，还有一类是民族资产阶级。这肯定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划分，整个黄金时代的企业家群体，几乎每个人都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从市场性的民间社会发展出来，然后又推动市场民间社会的继续发育。
比如我们看到，中国的市场秩序开始走出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局面，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一种类似于由企业家来主导的民间市场自治的局面，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企业史意义上典型的非政府组织，是最具有市场改进意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变量。
比如，中国的企业家们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创造财富，更加有意义的价值在于搭建了一个市场贸易的平台和渠道、或者是市场的中介组织。企业家阶层承担了一个时代的生产、消费，建构了一个具体的市场，兴起了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传导一种非政府组织的思想启蒙。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候才是具有真正变量意义的变局。
总体来看，从晚清到黄金时代，再到民国，中国的民间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社会精英，人们不再仅仅以官阶来界定一个人的意义，社会变了，这样一批与官僚体制没有直接人身依附关系的优秀人物，构成了一种了不起的民间力量，左右着中国最艰难的转型时代的思想风景和知识风景。
立足于这样的历史分析，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基本逻辑就显现出来。晚清时代的被动开放的国际贸易，洋务运动，从大局来看，似乎是失败的，但却带来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崛起，民间社会的复苏，知识人的独立。这为接下来30多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市场土壤和社会土壤，年到年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形成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峰，被称为黄金时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自由竞争性质的经济史和企业史现象，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逻辑，理所当然，也是历史的真相。
摘自苏小和新书《从大历史看企业家》，东方出版社年5月。
苏小和
财经名家、独立书评人，“阅读中国”发起人
曾出版《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我们怎样阅读中国》《我的自由选择：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等著作，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
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媒体长期开设书评专栏和经济学专栏，新浪、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特邀专家和主持人，被邀请在凤凰网、和讯网、腾讯网开设重点专栏。担任央视等著名电视台的评论嘉宾，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
《从大历史看企业家》
苏小和作品
刘晓光主编
东方出版社
本书将经济史与企业史交叉进行，全面解读中国企业在“三千年未遇之变革”下的生存、发展、困局与解决之道。通过海量经济数据资料，量化不同时期政策、环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真实影响；同时，通过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比较穿插，立体展现中国社会风貌。更为可贵的是，本书在宏观叙事中，穿插了企业家在大时代中真实生命记录。苏小和的叙事优雅通达，融观点于故事性写法，扣人心弦，简明易读。
作者从刘广京、杨联升、费正清、郝延平、白吉尔、陈锦江、余英时、林蕴辉、肖东连、杨奎松等大家的研究成果中，开辟出一条迥异于中国大陆传统史观的独立思考之路，从中折射经济学观察者对中国近现代百年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经济学意义。从布局上看，本书以时代为线，分析晚清、民国、新中国时期的经济现象，每卷的书名都别有深意，剑锋直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要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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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小和五年来苦心研究形成的经济史笔记来看，他显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必须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学习，必须要通过一种全面的学习，尤其是站在历史流变的河流里，向历史学习。
——刘晓光
书好读，有见识。其中下卷第四章中国企业家消失的案例分析尤其精彩。
——于建嵘
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但却往往十分相似。我们的经济发展得越多，就会越深刻地体会到，应该从被遗落的历史中寻找未来的出路。这套三卷本的经济史，上溯—晚清的中国市场与企业,下至建国以来的经济和企业的双向叙事，向我们揭示了过去年中国经济的走势，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吴晓波
历史越来越不是帝国将相的家谱和互砍。历史越来越是普通人自由协作、结成集团、反复博弈、推进制度、最终表现为经济和市场的历史。感谢苏小和，给我们描述了百年中国史的这个侧面。身为一个转型国家的公民，我深知这个侧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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