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场麻雀的噩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麻雀运动，无数“老炮儿”热衷于此，它因何而起？又是怎么跌宕起伏？究竟牵扯了多少人物的命运？——这小麻雀背后隐藏着大历史，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细节……毛泽东给麻雀判“死刑”年12月22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严饶清在街头为“除四害、讲卫生”宣讲，周边民众举着宣传画在认真倾听。当天，包括现身说法的领导干部在内的宣传队伍多达5万人，甚至还有杂技团、文工团等文艺团体，声势浩大。而麻雀又是“四害”中最容易被消灭的，遂成为全民公敌、众矢之的。摄影／傅军麻雀是极为寻常的鸟儿，但是在年冬天，惊扰了一位大人物，于是被载入史册，大书一笔。这位大人物就是毛泽东。这年下半年，受热火朝天进行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对农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1月还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与他们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次会见的结果，便是《农业十七条》的出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十七条”中，有4种动物被宣判了“死刑”。它们是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并要求在7年之内予以消灭。老鼠、苍蝇、蚊子是“害”不难理解，可麻雀呢？毛泽东为何跟这小小鸟儿过不去？况且，为何是这四害，又有什么科学依据？没有明确记载能表明，“四害”究竟是如何被商讨并定下来的。然而，从11月毛泽东与党委书记们会面，到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农业十七条》征求意见稿，仅一月有余。这期间，除了在行政领导圈子里的讨论之外，几乎没有请专门机构进行研究，更没有付诸公民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当然，也曾有农业部负责人征询过专家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便是其中一位，他的意见是：“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但这个理性的建议，似乎被完全忽略掉了。更多的依据，可能不是科学，而是农民的所谓经验。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农民都食难裹腹，普遍不喜欢与自己争食的麻雀。早在年9月，《人民日报》就曾刊登过农民读者的来信，称“小麻雀吃谷，数目惊人，不亚蝗虫”，“希望领导注意，推动各地，户户干，村村搞，开展一把泥运动，灭绝麻雀保卫粮食。”作为农民之子，毛泽东大概也很讨厌麻雀。而在他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又习惯于晚上办公、白天休息。将睡未睡之人，对于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当然不会有好印象。据说，他在白天睡觉时，还常常要警卫驱赶麻雀。那么，15位省委书记呢？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杨奎松的研究，上世纪50年代的省级领导多为农民出身，他们并不懂多少科学知识，更没有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在当时升迁、贬谪系于一人，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就可能被骂为“小脚女人”，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他们自然不会提出任何异议。于是开完会后，回到各自省份的书记们便忙不迭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设想，第一轮小规模的“灭雀运动”便悄然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这一次的灭雀主角是青少年。那些调皮的孩子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弹弓。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甘肃省委员会发出号召，要在全省“组织一百万青年和少年，利用今冬明春下雪后和麻雀产卵期的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消灭麻雀的活动，要求各地青、少年到年1月底基本上把乡村周围和城镇的工厂、机关、学校周围的麻雀窝消灭干净，争取在年夏收以前把全省麻雀全部、彻底地消灭掉。”号令一出，捕雀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了，而且战绩“骄人”，据新华社的报道：“甘肃省武山县郭槐乡……多人以青、少年为主组织了突击队和突击小组，他们利用门板打、弹弓打、枷笼夹、砖头压、马尾网套、铁猫捉等办法，在两天时间内就消灭了只麻雀。”北京市在12月下旬即宣称“最近出现了一个看不到麻雀的乡，这就是紧靠着颐和园的火器营乡。”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又出现了更“鼓舞人心”的报道标题：《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鸟类专家说：麻雀形小害大鸟类学家郑作新（图1）于年初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图2），为方兴未艾的“灭雀运动”添了一把火。摄影/傅军朱洗等科学家冒险站出来，为小小麻雀鸣冤叫屈，坚持了科学家的理性和良知。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使麻雀的命运一波三折。摄影/杨溥涛似乎是要给这条行政命令追加更名正言顺的依据，宣传机器也被开动起来了，报刊、杂志、出版社等纷纷向有关专家约稿，期望他们能出谋划策，并站出来做说服工作。曾就麻雀问题给出理性建议的郑作新，此时却写了一篇与之前观点相左的文章：《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发表在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这样写道：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湖南农学院陈常铭来信说：年，长沙近郊农田改种双季稻，因为早稻成熟较早，麻雀集中稻田啄食，经他调查统计，受害的稻穗竟达35％。也就是说，假设一亩田可收四百斤，麻雀损害的粮食就有斤一只麻雀在一年内连吃加糟蹋掉的粮食，若仅以三升计算，那么一家“雀口”一年消耗的粮食至少二斗多，多的要达到一担以上。因此，大家绝不要以为麻雀形小，无足轻重，其实它的为害是相当严重的。该文显然不严谨。动物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说：“如果把麻雀关在笼子里，每天喂它谷子，仅根据这样一些统计就断定麻雀是害鸟，那是不科学的。麻雀在生殖时期专吃昆虫，秋冬兼食谷和杂草种子，这许多事情也应当考虑的。”如果仔细分析文中论据之一——湖南农学院陈常铭的信，也会发现漏洞。陈常铭所说的35%的稻穗受害，仅是指被麻雀啄过，而非被麻雀啄光。但郑作新却以此为数据，得出麻雀会导致稻田减产35%的结论。当然，这些并未妨碍此文带来的巨大影响，鸟类学家在当时最权威媒体上的论证，将麻雀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久，“尽快消灭麻雀”成了一条国策。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年到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7条即为：“除四害。从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自此，麻雀成为“法定”的被消灭对象，又由于它是“四害”中最容易实现的，俨然成了全民公敌。事实上，如果当时就“是否消灭麻雀”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大概赞同消灭麻雀的人也会居于多数。毕竟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众主要仍由农民构成，而小麻雀是“老家贼”，会吃掉不少谷子是小农的共识。虽然有不少科学家明白，麻雀也是许多害虫的天敌，在有弊的同时更有利。但这种不同的声音，在年至年初不可能发出：一则全部的报刊都是党的喉舌，风向一边倒；二则，即使有地方敢登，也没人敢写。因为有谁敢公然反对最高领袖呢？秀美的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已无心欣赏美景，要么手持弹弓，要么敲锣打鼓，要么挥舞旗帜人人个个都摩拳擦掌、坚守岗位、消灭麻雀。这只是年4月北京灭雀战的一个镜头。连续三天北京市几乎进入军事戒备状态，最终累死、毒死、打死麻雀40余万只。摄影／贾化民连续三天北京市几乎进入军事戒备状态，最终累死、毒死、打死麻雀40余万只。这一战果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都有大幅报道。这是科学的死亡战斗的经过在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有详细报道。4月19日清晨４时左右，天还没亮，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多个投药区被撒上了毒饵，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当时针指向5点，随着王昆仑一声令下，全北京就像被松开的发条一般，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防空袭般警惕监视着天空。扎的无数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或是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或是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急驰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玉渊潭“战区”，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或被打死、或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至当晚10点止，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用“动人的奇迹”来形容这场麻雀战。而这样的奇迹也在全国被大量复制着。学者薛攀皋曾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这段历史，他的统计数据令人吃惊：“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万只。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只。截至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19.6亿只！比当时的中国人口还多约13亿！相当于一人杀死三只麻雀！这真是一场麻雀大屠杀。消灭麻雀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捕雀能手，图中这位用网捕捉麻雀的大老爷便是其中一位。撞在网上的麻雀，根本无法逃脱。配发的图片说明这样写道：北京市八十五岁的老大爷常德和他弟弟都是捕雀的能手，去年冬天他和家人共捕雀三万多只，他的侄女出嫁时，褥子也是雀绒絮的。摄影／刘光华随着灭雀运动的升温，灭雀方法层出不穷，这组图便展示了其中几种：用火枪打、毁巢、簸箩抓、网拉。除此之外，一种适用于群众运动的大兵团作战方法也被创造出来：从平地到屋顶、树梢，大家各守一块，或敲盆打桶，或持杆乱打，不允许麻雀休息，促其心力交瘁而死，或者被赶到有毒饵或埋伏有火枪队的地方，晚上再掏鸟窝除掉残留麻雀及鸟蛋——这被总结为轰、毒、打、掏四步曲，对麻雀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值得一提的是，左上图中用火枪打麻雀的是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北京魏家胡同的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即时公布着灭雀战的成果。摄影/茹遂初麻雀的尸体装了整整一车，人们将这“傲人的战利品”送去展览。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麻雀的浩劫中全国大约捕杀麻雀19.6亿只，这个数字约为当时人口数的3倍。供图／东方IC一只孤单的麻雀，栖落在树枝上，它当然不知道半个世纪前那场浩劫，但我们记得。正是那场运动奏响了麻雀的挽歌，也让如今的我们再也看不到麻雀成群，听不到叽叽喳喳的麻雀协奏曲。摄影/ARNOBURGI历史总是公平的，中国为它曾有的失智行为付出了代价：半个世纪后，“灭雀运动”的恶果仍在。尽管“大赦”之后，麻雀的种群在中国逐渐得到恢复。但是，后来随着施用大量农药和城市化严重破坏了栖居环境，它们的数量又逐渐减少，以至于难觅踪迹。1年8月，这种原本分布最为广泛的鸟类，被国家林业局列入保护动物名录，成为国家保护动物，凡捕杀、出售、食用麻雀，均属违法行为。（本文参考了薛攀皋先生提供的大量资料，特此致谢）本文节选自《中华遗产》年10月刊中华遗产杂志叩击历史星空梳理华夏文明给你独家、好看、有趣有深度的历史长按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