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明道副总裁

推荐语：

关于中国的经济史我也看过一些，但大多都是基于史料的解读，虽然生动详实，却总是感觉少了一点透彻。吴晓波先生的《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可谓另辟蹊径，他没有在繁杂的史料当中做过多纠结，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大一统+四个利益集团博弈”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极强，应用此框架，中国经济史区别于西方的一些特点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让我第一次有了“终于读懂中国经济史”的豁然之感。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的文化，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大一统？吴晓波也没有找到标准答案，也许真的就是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一个默认条件吧。西方自从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大一统了，人家分了就是分了，再也没合起来。

在吴晓波先生的框架下，中国的经济治理可以用“按下葫芦起来瓢”来通俗地比喻。正是因为中国人一定要大一统，所以在治理如此庞大的版图时，两对矛盾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央强，则统一，则地方弱，则民穷，则容易发生起义、内乱，则分裂，则改朝换代，则休养生息，则中央弱，则地方强，则容易地方割据，则群雄并起，则改朝换代……整个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关于朱镕基的这个章节，因为距离我们最近，所以也就最为重要和有可读性。和所有强人一样，朱镕基也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有人对他极尽赞扬，有人对他咬牙切齿。其实放到吴晓波先生的四个利益集团博弈框架当中分析，关于朱镕基的评价问题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他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成就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必然评价也就是两极分化的。

不管怎样，在朱镕基治下的中国，实现了长达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罕有的黄金10年。

中国未来的四股力量

?文/吴晓波

在长期的大一统制度之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有自己的毛病，其中最严重者，是四大意识的缺乏：地方缺乏自治意识、政府与民间缺乏契约意识、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中国未来能否有大进步，实取决于此四大意识的唤醒。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是对历史的亦步亦趋，中国亦不例外。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任何新的可能性。年的中国，变革的力量在朝野两端同时萌生，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一些民间新势力的出现，这四大意识的缺乏有被改进的迹象。

其一，互联网。尽管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可是它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远远大于对美国社会的改造。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经济除了技术来自美国之外，在商业模式上几乎全数变异，而强悍的国有资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又毫无作为，因此造就了一批年轻的创业家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完成了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多家中国公司几乎都与互联网产业有关。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崛起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爆了一场渠道变革和消费者革命。截至年11月30日晚上9点50分，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的总交易额已突破l万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更大的改变是，互联网重构了中国的媒体和社交生态，特别是博客和微博的出现，让传统的舆论管制方式无所适从，它们成为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推动政务公开的新平台。

其二，非政府组织（NGO）。明清以来的中国，民间活跃着两种非政府组织：一是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宗族组织，二是以乡籍为纽带、遍布于两万个市镇的商会，它们成为民间自主管理的基础。这两种组织在“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公私合营运动中被相继摧毁，从此之后中国民间在很长时期内如一盘散沙，再无凝聚之力。近十年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和中产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在上百个领域以各种方式展现了民间自主的力量。目前还没有一个机构公布现有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粗略计算应该在5万个以上，它们大多不在政府力量的管控范畴之内。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全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有家，抽样调查显示，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仅占23.3%。年3月，民政部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宣称，美国在华非政府组织约有家，仅有不到3%具备了合法身份。这类数据都显示出民间力量拒绝管制的自主姿态。

其三，企业家阶层。截至年年底，中国有.72万户私营企业，万个体工商户，人数总和超过韩国的全国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人数庞大、富有和拥有力量的有产者阶层，可谓“千年之一大变”。布罗代尔曾很简洁地说道：“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这一景象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近年来的移民现象便是有产阶层试图逃避的一个折射。然而，绝大多数的经营者仍将继续他们的事业，他们有机会以独立、不依附的精神，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改变中国。

其四，自由知识分子。自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中国实际上便失去了产生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土壤，正是年的废除科举制，才诱发了20世纪初那场灿烂的新文化运动。近十年来，民间出现了众多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自己的专业能力谋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给予了他们生存的机会。以思想研究为己任的民间智库层出不穷。在博客和微博上，更是涌现出很多大胆的“意见领袖”。

上述四股新势力，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构成了挑战，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面临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造，而其博弈的过程将贯穿整个中国改革的全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二十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对“大国崛起”的高调欢呼，以及对中国崩溃的悲观预言，其实都很难构成历史的全部。

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忐忑叵测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到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年迈的费正清仍然小心翼翼地写道：“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节选自《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浙江大学出版社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