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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边放着两本书,一本英文版的RedScarfGirl,一本中文版的图画书《麻雀》。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华人,两位作者都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一个是现在移居美国的蒋吉丽女士,一个是现在还留在上海的梅子涵先生。两本书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写成的,前一本书写的是作者少年时亲身经历的文革,后一本书写的是作者8岁时经历的灭四害运动。前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得了不少奖,还被选进了小学生的阅读课本。后一本书去年在中国出版,读者还不是很多,更没有被选进小学课本。之所以比较这两本书,是因为它们都是写给儿童的关于中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今天10岁的孩子10年后遇到了一个同龄的美国年轻人。这个美国年轻人讲起小时候读过的RedScarfGirl,对中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得栩栩如生。而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在记忆里拼命搜索,也许会搜出一个《麻雀》的故事,也许什么也搜不出。如果他搜出了《麻雀》,他一定会用流利或者不流利的英语跟美国年轻人讲讲这个故事。也许双方还会讨论讨论这两个故事。美国人也许会说:哇,你这个故事很精彩。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消灭麻雀?如果中国的年轻人什么也搜不出,那就是我们为人父母的问题了。美国年轻人也会疑惑:你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
这两本书都不只是历史的记录,还是文学的杰作。美国图书馆协会(ALABooklist)对RedScarfGirl的评价是“超越了政治,成为一个小女孩努力在疯狂中生存的故事。”而记录文革爆发前9年发生的“灭四害”运动的《麻雀》无疑也是一本超越政治的书,是关于一个小男孩如何在疯狂冷酷的世界里努力保持温暖,保持自由和勇气的故事。两位作者写下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不是为了谴责过去的疯狂,而是为了制止疯狂在今天的发生。作者梅子涵在《麻雀》中说到:
这个故事是真的。
那时我八岁。
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了。
两只麻雀已经去世了。
很多疯子还活着。
我这个疯过的人也还活着。
作者正是以一个“疯过的人”的口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再疯了。
所以我在乎这个故事,我会在乎的把这个故事读给我的孩子听。不仅仅为了他将来能用别的语言讲述这个自己国家发生过的故事,更是为了能让他保有一种头脑之警醒,一种精神之独立。不管周围的人在做什么,他都应该用自己的眼睛看看那些也许微不足道但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自己的耳朵听听那些小声然而独立的声音。
《麻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想爬上屋顶去和大人们一样吓唬麻雀。他在屋顶上发现了两只麻雀,可是他自己不小心滑倒,差点儿摔下屋顶。是两只麻雀用嘴衔住了他,拯救了他。后来他把两只麻雀带回了家。听这个故事的孩子也许会问:这个故事是真的吗?麻雀真的能救人吗?年幼的他也许会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童话,那也不要紧。等他长大一点,会知道这是一个幻想小说,等他再大一点,他会懂得这个故事是真的,真的情感,真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