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春痘诚信医院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8582557.html
中国虽然是从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步步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的。但其实在明皇朝统治时期就被西方世界迅速拉开了距离。正是这个由地道农民当皇帝所建立的皇朝的近三个世纪统治，使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陷入屈辱、落后、挨打的境地。明皇朝的覆没，以及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朝，还没站稳脚跟就如流星般地消逝，表明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碎裂。中国社会转型需要转换社会政治治理模式。
一、中国从先进变成落后是在明皇朝统治时期
明皇朝统治中国的那近三个世纪，正是世界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在这段历史剧变的时期里，拉丁文化区的西欧，发生了推动社会发展破茧性变化的三大运动，社会转型几乎是水到渠成。相比之下，明皇朝却倒行逆施，使中国社会变成死水一潭，被西欧社会拉开了发展距离。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西欧社会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颠覆了统治中世纪的陈腐观念，把公民人格平等、人的世俗利益，提升为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中心，为建立当代法治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14至16世纪，西欧掀起了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崇尚人的自身价值，讲究人的世俗需求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本主义很快成为西欧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科学思想家，从人性出发，强烈地表述了人的社会政治权益的合法性，阐明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维护人的社会政治权益。以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以人性为起点，宣扬人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愿与神相契合而得救，否定了教会的统治权。他们还呼吁：改变现实政治生活中，道德合理性与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错位，建立新的理性社会。人本主义者在激烈攻击封建等级特权的同时，大力提倡自由平等，主张以人的品德、才能和智慧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人本主义者掀起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像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冲垮了腐朽的封建意识和伦理道德，动摇了教会的权威，解放了人的思想，更新了社会意识形态，使西欧社会很快迎来工业文明的新时代。
在同一时期，明皇朝统治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状况又如何呢？为了维护朱家的封建皇朝统治，由皇帝直接出面，把理学钦定为全国的惟一正统思想，禁锢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别不容许一丝人本主义意识破土。为了统一全国的思想，明朝永乐年间，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心理大全》等三部理学大全，诏颁天下，以求“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将程朱理学奉为治国安邦的圣典。明成祖的做法与当年汉武帝（前-前8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出一辙。如果说汉武帝当年的做法，有其相对的历史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了14个世纪之后，明成祖的东施效颦，就成了禁锢社会意识形态的灾难。由于明皇朝不遗余力地提倡，以及各种措施的到位，因而举国上下，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乃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全国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形成“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的局面。
与独树理学相配套，以作文为考试形式的科举考试，到了明朝实行八股文取士的定制，引导全国的读书人一头钻进三部理学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明皇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类人物，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不出任何贡献。当然，其间也有极少数成功者。不过，那些戴上乌纱帽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基本上限于充当维护明皇朝腐朽统治的帮凶。即使个别像徐光启（-）这样的西学东渐的出类拔萃人物，也难以起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推动作用。
明皇朝独尊理学的做法，更为不幸的是，将小说、戏曲、曲艺等其他文艺领域，统统囚禁在程朱理学的牢笼里。在西欧的文艺领域里，高扬人性。莎士比亚（-）甚至纵情地呼喊：“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明皇朝统治的中国，皇室自身不讲人性，因而像蝙蝠害怕阳光一样，害怕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人性。毫不奇怪，文艺领域，包括《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三言”、“二拍”等文艺作品，尽管题材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各异，但是所贯串的中心思想，都是把“三纲五常”之类封建伦理道德，奉为做人的基本准则，维护传统道德观念，从意识形态上加固明皇朝的腐朽统治。
当然，在明皇朝着意构筑的正统思想领域里，也不可抑止地冒出反映资本主义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李贽（-）就曾顽强地呼喊：“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的思想不仅透露出人本主义的一丝气息，而且进一步为商人阶层执言，提倡私有、谋利。李贽说：“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李贽提倡人性，主张“图利”；反对封建思想禁锢，挑战理学垄断意识形态的叛逆行为，接连遭到明皇朝的残酷迫害。万历三十年（），明皇朝竟把“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等一盆盆污水，泼向已是76岁的风烛残年，且又重病缠身的李贽。已经半昏迷的李贽，竟被衙役、皂吏从病榻上拉起来，用门板抬到北京城，投入镇抚司狱。面对这样的污辱和摧残，李贽乘侍者为其剃发时，夺刀自刎。明皇朝对李贽的迫害，与年罗马教皇主持下的宗教裁判所，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布鲁诺（-）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何异！只是中国与西欧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不同，以至：如果说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的火焰，反而点燃了焚毁西欧封建大厦的烈焰的话；那末明皇朝残害李贽的那把刀，真的割断了刚刚降生神州大地的人本主义胎儿的喉管。人本主义意识的产生，纵然并不以明皇朝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扼杀人本主义幼芽，摧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观念，明皇朝确能做得很绝。
其次，西欧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之后，健康成长，稳步走上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地位。
15世纪，西欧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逐渐分成许多专业部门。英国的呢绒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就使用不下20种具有各种专门技术的手工业者。随着手工业专业化的发达，各种行业也不断增加。德国的法兰克福有一百多个行业。巴黎有来个行业。各行业组成的行会，几乎已成为各国社会的正式器官。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导致原来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剥离，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同于自然经济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西欧各国迅速普及起来。在这同时，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市民等级的力量越来越壮大，市场也像发酵似地拓展开来。市场的力量壮大得足以冲决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物。
在明皇朝统治的中国，与西欧社会同步，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曙光。但是，由于明皇朝的百般窒息，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地生长，始终气息奄奄，半死不活。
明朝中、后期，杭州、苏州等地，有了不少小规模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据有关史书记载，苏州、杭州民营丝织业的状况是：“家杼轴而户纂组”，“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有些饶有财者，雇工十数人，纺织丝绸”。在这些手工工场里谋生的劳动者，无论的纱工、纺织工，或其他劳工，都是脱离了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福建、湖广、江西、四川等省的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产品基本上是适应市场的需要。中国的江南地区出现如此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欧洲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差不多是同步的。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不能正常地生长。
迄今为止的各种史书，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发展的种种解释，当然都不无道理，但是就是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极端腐朽的明皇朝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窒息这一政治因素。
明皇朝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明朝特有的税使制度上。
明皇朝为了填补财政亏空，万历二十四年（），向全国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由宦官充任，监收矿税、商税。税使所到之处，无不打着奉皇命行事的旗号，重征叠税、税外加税，甚至将税额发包、收包，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地敛财。仅以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的8年间为例，各路矿使、税监共向皇帝献银万两。派往全国各地的矿使、税监，收敛到的白银，仅是献给皇帝的万两吗？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不过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吞二分，他们的随从就地瓜分三分，当地的土豪恶棍从中私饱，占去四分。”万历二十八年（），凤阳巡抚李三才为此上疏神宗皇帝，直言：“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皇帝置之不理。明皇朝的税使制度一出，老百姓如遭五雷轰顶，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明皇朝如此横征暴敛，不要说是工人、城市贫民，即使商人、作坊主，也难以维持生计。万历年间，武昌、苏州、云南、山东临清，不断发生民变。民变的基本群众是城市贫民和劳工，乃至商人、小作坊主。斗争形式是拿石块、棍棒等当做武器，袭击矿使、税监，以及官衙。每次民变的规模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政治诉求是反对苛捐杂税，维护市场买卖，透露出某种程度的城市自治、维护市场经济的要求。但是，历次民变终因城市微弱，市民等级过于弱小，无法撼动明皇朝的腐朽统治。
在明皇朝的残暴压榨下，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劳动力市场也跟着萎缩。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正常发育也离不开买、卖双方市场。工商企业凋零，市场自然萎缩，劳动力商品的买方市场狭小。明朝中后期，中国虽然和西欧社会同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但是由于缺少买方市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季节性、地区性、分散性状态，不能拓展成社会性状态。因此，社会的新生阶级也不能聚合成社会政治力量。社会化大生产是要以劳动力商品市场为依托的。如果没有劳动力的商品化，社会就难以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至于市场的发育，城市的强壮，市民等级的出头，等等，都无从谈起。
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和西欧社会同步出现，可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西欧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仍然是处于封建皇权统治下残破的自然经济状态。
再次，发韧于西欧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让人类社会触摸到了球形的世界，触发了西方人的海外殖民狂潮。终于，海洋成就了拉丁文化区创造近代文明的新辉煌。
中世纪末期，西欧各国已经为地理大发现准备了坚厚的物质和科学技术条件。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扩张，激起了社会对财富和市场的渴求。可是，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地中海西沿、巴尔干半岛，以及小亚细亚，均被土耳其帝国控制，西欧通往东方的商路受阻。为了得到东方的胡椒、肉桂、丁香、肉豆寇，获得金银财富，西欧急需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航路。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根据西欧社会已广为流传的地圆说，相信从大西洋一直向西航行，定能到达东方国家。经多次请求，西班牙国王才答应“资助”哥伦布3只帆船和大部分航海费用。年8月3日，哥伦布率90来名水手，扬帆出海。此后，哥伦布又3次继续远航，到达以后被称为美洲的新大陆。年9月20日，同样得到西班牙国王资助的麦哲伦（-），怀着和哥伦布同样的信念，率5只船、名水手，从西班牙出发，进行新的远航。年3月，麦哲伦死于菲律宾。年9月7日，经过近两年的千辛万苦，这支由5只船、名船员组成的船队，终于有18人乘“维多利亚号”，满载香料，回到西班牙。麦哲伦率船队，继哥伦布之后终于完成环球远航，以绕地球一周的实际，证明了地圆说。
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远航，不仅颠覆了世人关于宇宙的陈腐宗教观念，更使欧洲的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直接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欧洲通往美洲和印度的航线被发现以后，市场也得到了世界性的扩展。市场的海外托展，反过来更刺激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16世纪初期，西班牙从事海上贸易的一千多艘商船，蚂蚁搬家似地将本国的原料或半成品运往国外，再从国外输入制成品。16世纪70、80年代，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称雄海上。从到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西班牙仅从美洲就获得白银吨、黄金吨。
后来居上的英国，从16世纪开始，就将对外贸易统统划归本国商人经营。在组建了一系列专营对外贸易的贸易公司的基础上，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不仅垄断从好望角到东方所有国家的贸易，而且还享有统辖殖民地政治、军事的全权，成为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基地。西欧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几乎疯长。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评价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反观明皇朝统治下的中国，郑和自永乐三年（5）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奉皇帝之命，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出使西洋。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即率领有62艘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载着余将士，以及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船身最大者长达44丈4尺，宽18丈。能造出在当时堪称“巨型航母”的大船，率领如此庞大的船队远航，表明中国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以及雄厚的财力。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虽然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3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年。至于从规模和费用上说，无论是哥伦布，或者麦哲伦，和郑和的船队相比，那实在是寒酸。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的七次远航，规模之雄壮，花费之浩大，确是中国航海史，乃至国际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七次远航，也加强了中国和海外的物资交流，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意义。但是从基本面，从根本上说，因为明皇朝统治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西欧社会的经济和思想基础，郑和的七次远航，只是贯彻明朝皇帝个人的意志，不过是使明皇朝得到“万使云集”前来朝贺，也就是满足明朝皇帝那种“万邦来朝”的帝王心态而已。明朝皇帝如此倾国动员、劳民伤财，让郑和出使西洋，说穿了就是装扮明皇朝的门面而已。郑和下西洋之后，明皇朝就实施海禁，从国策层面禁止中国人出海。因此，郑和下西洋留给中国社会的，无非是一串历史陈迹。总之，不论是哥伦布，或者麦哲伦的远航，就规模和耗费来说，根本无法和郑和的远航相比；而就对人类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包括对明皇朝和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意义来说，郑和的远航都根本无法和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相提并论。
在这样的时代平台上，年，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从此，人类社会开始书写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新篇章。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近三个转折性世纪里，中国虽然曾经拥有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中国社会虽然也曾和西方社会同步，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曾透出一丝微弱的人本主义呼喊。但是，所有这些先进的、孕育着的东西，往往是因明皇朝的窒息而无奈地枯萎。明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残破、沉沦下去了。因此，可以说：明皇朝的近三个世纪统治，铸就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落后，国家的屈辱，以及人民的不幸。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明皇朝统治中国的近三个世纪，实在是如同让中国社会发展一下子得了“侏儒病”。后金入关后建立的清皇朝，基本上沿袭明皇朝的全套旧制。如此，中国怎能不被列强欺凌。可以说：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是明皇朝统治的“因”所造成的“果”。
二、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生成与碎裂
14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同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中国和西欧，为什么当历史发展到需要实现阶段性飞跃，完成社会生产方式大转变的时刻，竟表现出如此巨大的逆差？为什么由地道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皇帝所建立起来的明皇朝，自始至终，一直腐朽得离奇，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阻碍、破坏作用，如此之严重？为什么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转战15年，能几次冲出绝地，轰轰烈烈，直至胜利地推翻明皇朝的统治；而进了北京城后，坐上皇帝的宝座，只一个多月就摧枯拉朽般地垮了，前后的变化又是如此之巨大？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解读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生成及其碎裂。
解读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生成与碎裂，还要从中国和西欧国家形成的不同上说起。
恩格斯对人类社会怎样从氏族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公共权力又怎样演变成日益同社会相异化，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精辟的阐述。恩格斯在分析雅典国家的产生时说：“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只有以领会恩格斯的这一提示为切入点，才能认识中国历史发展何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以及明皇朝何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扮演这样的角色。
雅典国家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国家的产生，部分地是将氏族社会里自然地形成的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部落首领——作者注）等制度机关，改造成公民会议、贵族会议、国王等制度机关。国家产生中，增设了“共同议事会”，作为新的中央管理机关。巴赛勒斯被废除，代之以从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充当国家首脑。与国家形成的同时，也产生了凌驾于各部落和氏族习惯法之上的、普遍适用的民族法。所以，雅典国家产生之初，国王和公民会议都无多大实权。掌握国家实际权力的，主要是执政官和贵族会议。执政官起初设置了3名，后来曾演变到9名。而贵族会议则拥有推荐和制裁执政官的权力。此外，公民会议又拥有对贵族会议监管的权力。作为公共权力的雅典国家，权力就是这样互相制肘，又互为依存。
雅典国家公共权力之所以如此构建，是由于雅典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并非由“上帝”授予，而是改造氏族社会已有制度的结果。所以古希腊氏族社会虽然解体，演变成国家，但是氏族社会里那种原始公民社会意识，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