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迈入21世纪时，可以说人类正面临着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环境问题的挑战。主要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有人估计，如今每天约有种生物灭绝，并且这一速度在随后几十年里还会再翻番。维持生命的物质，如空气、水和土壤等自然资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污染。人口数量以指数的形式增长，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而直到年世界人口才首次达到10亿，可最近增加的10亿只用了12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是降低了，估计下一个10亿会花15年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持续的衰退和消耗。在世界范围内，将困扰后代的有毒废弃物会继续累积。世界野生区在被开发，森林被砍伐，湿地在干涸，山林被焚烧，草地被过度放牧。随着臭氧层的破坏和潜在的温室效应的加剧，人类行为正威胁着大气和星球本身的季节（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

上面一段话出自美国环境学家贾丁斯的《环境伦理学》，贾丁斯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这些看法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随着消费社会的推进以及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城市空气污染加剧，垃圾生产量递增，一些反常气候不断出现（如过冷或过热），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受到影响。这些问题都和人们的生存环境有关，现代环境伦理学即是对上述环境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反思与应对。

环境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是传统伦理学和环境问题相结合的产物。环境伦理学的酝酿和西方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社会尚未出现明显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人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和征服自然，由此产生一系列环境及生态问题，如大气污染、城市酸雨、有毒气体排放、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等等。这是环境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环境伦理学包含不同形态，其中较早产生的形态是美国的经济分析学派，又叫“人类本位论”伦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环境学者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Baxter）。

根据巴克斯特的观点，自然界没有独立价值，自然界的价值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利益。这是“人类本位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

巴克斯特引用了企鹅的例子作为论据，他指出：我的原则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企鹅。对企鹅、甜松或地质学奇观的危害至少是与人不相干的。在我的原则看来，企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喜欢看它们在岩石上蹒跚的姿态，我对为了它们的目的而保护它们不感兴趣。

上述看法反映了“人类本位论”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自然界的生物没有独立价值，自然界的意义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们保护环境也是为了人类利益，并非为了其他生物，如极地企鹅。

巴克斯特的伦理学也被人们称为“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需要为标准衡量自然界的价值。

巴克斯特提出的“人类本位论”伦理学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如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

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能够驱使它们，它们也可以作为食物，至于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部可以食用，但有些还是可以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如衣服和工具可由它们而来；所以人们应当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造物，自然界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

亚里斯多德思想对“人类本位论”伦理学产生直接影响：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中，人是主人，自然界是客体，自然界的生物对于人类只具备工具价值和实用价值，仅此而已。显然，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无独有偶，基督教信仰同样持这种看法。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观点：上帝让人类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牛羊，以及所有的野生动物和地上所有的爬物；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祝福人类说，你们要繁衍生息，遍布地球，并且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以及地上所有能动的东西。

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把亚里斯多德观点和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重新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托马斯.阿奎纳认为：我们要批驳那种认为人杀死野兽的行为是错误的看法，动物天生就是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动物，可以杀死也可以其他方式驱使之；上帝对诺亚说，如这些绿色的牧草，我已把所有的肉给了你。

《圣经》的描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哲学层面阐述了上帝、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在基督教看来，人和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上帝的作品，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的地位要高出其他生命；最终，人类有权利支配和统治整个自然界。

根据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基督教信仰导致了西方文化“祛魅化”，使得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出现对立；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西方自然科学产生的条件，从消极层面说，这是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

“人类本位论”伦理学代表了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自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环境伦理学又产生了其他一些新的形态，如“敬畏生命”伦理、“动物权利”理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及大地伦理学。

先说法国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伦理。

施韦泽是一位著名的生态旅行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非洲偏远地区作旅游考察。作为当代生物中心伦理的先行者，施韦泽提出了影响甚大的“敬畏生命”哲学。

施韦泽认为，人们应当重建自然界和伦理之间的联系，承认自然界的生命皆有价值，人类只是地球生命群体的成员之一。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在带有一丝神秘气氛的日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间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施韦泽认为，“敬畏生命”是人类的基本道德感情，这种情感包含恐惧、迷惑、好奇等多种成分。他说，现代人应当转换生命观念，把“敬畏生命”作为新的道德意识：人们看待其他生命如同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如同体验自己的生命；人们要接受生命之善，维持和改善生命，培养自然生命的最大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伦理不是某种具体的行为规范，而是代表一种道德态度；并非着重回答“我该怎样行”，而是回答“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换言之，施韦泽的生命伦理更看重人的道德品质——一种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施韦泽之前，法国的卢梭、美国的梭罗也已经提出尊重自然的生命伦理，这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

卢梭认为，现代科技和艺术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腐败以及人性堕落；为了恢复自然、单纯的人性，西方人应当舍弃科技、艺术，回归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熏陶和培育，这是改善西方文明和人性的唯一方法。

卢梭在《爱弥儿》《新爱洛伊丝》等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想。他认为，孩子的教育离不开自然美，离不开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和欣赏。卢梭的浪漫主义是西方自然伦理观的重要起点之一。

除卢梭以外，美国博物学者梭罗也提出了“敬畏自然”的生命伦理观。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到城市后，他结合自己的自然体验，创作了著名的《瓦尔登湖》。这部书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描写细腻，充满诗情画意。如梭罗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刻画了许多小动物、小昆虫、鸟类、鱼类的生活细节，该作品的文学性和哲理性都很突出。

梭罗想告诉人们一种深刻道理，人和自然界相处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经验；观察、体验自然之美是一种快乐和享受；人与自然生命为伴是一种高尚的情感。总之，人的生命源自大自然，应当回归大自然，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和快乐。这是《瓦尔登湖》一书的核心主题。

卢梭和梭罗提出的浪漫主义理想，对西方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西方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起源。

接下来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动物权利”理论。

西方“动物权利”理论产生于美国，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生物学者汤姆.里根。汤姆.里根引用过一个经典例证，在西方生物学界反响甚大，这个事例和美国饮食文化有关。

根据汤姆.里根的介绍，许多美国人喜欢吃一种嫩牛肉——小牛犊肉，这种小牛犊肉的生产过程非常特殊：一只牛犊出生后要单独管理和饲养，从牛犊出生到被宰杀大约一个月左右。在牛犊饲养过程中，饲养员不能给小牛犊提供普通饲料，只能喂养特制的流质食品，目的是减少牛犊的铁质摄入，保证牛肉颜色的浅白色。

汤姆.里根认为，上述过程严重侵犯了牛犊的生命权利，违背了动物伦理，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应当禁止。在汤姆.里根看来，所有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有生命的权利，拥有生命发育的自由空间，应当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保护。

汤姆.里根坚决反对人们随意、粗暴地对待动物，比如用动物进行科学实验，把动物圈起来供人观赏和娱乐等。他指出，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具备感知能力，可以感受自身的愉悦或痛苦，这是动物的生命权益，应当得到尊重。

在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运动的反对声中，美国的一些嫩牛肉生产企业，调整了牛肉生产理念，制定了“追求最小化痛苦”的生物学标准，这是美国“动物权利”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美国环保运动起步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写了一部重要著作——《寂静的春天》，该著作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是美国生态环保史上的重要事件。该著作主要针对美国农业广泛使用的杀虫剂——DDT，反映了DDT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卡逊指出，DDT的大量使用，导致许多鸟类死亡，如麻雀、黄莺等，原本生机盎然的春天缺少了鸟儿的鸣叫，这是自然环境的悲哀。《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卡逊的环保呼吁引发美国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