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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写过一篇《鸟的天堂》，曾经收入小学语文课本，广为人知。但在年代末期的中国，却有一场“鸟的地狱”活报剧为全民参与、目击。

这张由解放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摄于年1月18日，图说略有雀跃：“竹园和屋檐都是晚上麻雀藏身的好地方，青年们用网围捕麻雀”。

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反映群体性消灭麻雀运动的影像记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群体“灭麻”运动实际上要到照片拍摄的两年之后才达到顶峰，前后一共延续五年。年大跃进初期发起的“除四害运动”，其中以消灭麻雀动员力度最大、参与人员最广，同时震惊人界禽界。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臭虫、苍蝇以及蚊虫。

中间五年，堪称雀类历史上不堪回首的“浩劫岁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就多达19.6亿只，人均戮雀超过两只。

在上海，一共两次大规模的灭雀运动共有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据史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万块以上。

活动的缘起，在年冬。毛泽东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当时不知什么人算了一笔账：每只麻雀吃的粮食，秋收季节每天4两，就是说4只麻雀就要消耗掉一人一天的口粮，当时“以粮为纲”，夺人口粮自然成了人的“天敌”。毛泽东长在农村，对麻雀之于农作物之害深有体验，遂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

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动物所前任副所长钱燕文询问这一问题。专家的回答很审慎：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

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史料显示，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遗憾的是，郑作新的正确意见在当时没有被采纳。麻雀被判极刑，立即执行。各地围猎麻雀的战斗紧锣密鼓。然而关于雀害的争论依然在继续。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年秋在青岛召开，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有几位专家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

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引用了年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麻雀的故事。当年这位国王因为讨厌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加之皇家樱桃园的果子被麻雀偷吃，一怒之下悬赏消灭麻雀，民众每杀死一只麻雀就可获得六个芬林的奖金。国人争相捕雀，雀族几灭，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来自“老大哥”的专家也加入了论战队伍，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是否有害，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

在支持消灭麻雀的声音中，有一个人最醒目——周建人，鲁迅的三弟，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在本文照片拍摄的一年之后，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在其文章中断言“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在专家们的争论声中，《纲要》草案做了修正，“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然而随着大跃进的冒进之风四起，各地消灭麻雀的运动已经“停不下来”。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只。4月19日那天，北京万人民总动员，“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在天坛“战区”，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之中歼灭麻雀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只。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在上海，年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只。那一年的12月13日，是上海市的全民灭雀日，当天全市捕杀的麻雀就有19万多只。

年前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教训就在眼前，然而后人却非得用自己的一手经验证明某些事情之不可为。经过全国性的灭雀运动，叽叽喳喳的鸣叫声消失了。恶果很快显现，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

关于麻雀的翻案仍在继续。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大胆包天地说：为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次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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