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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篮球评论员，杨毅老师，他之前写过一些文章说他就只是一个评论员，评论员虽然在场外说的特别明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但他也不可能当教练，再好的评论员也不会比普通的教练好。因为评论员只是说说，而教练是真真正正面对问题，面对困难，要干活担责任的人。所以杨毅老师也劝球迷，尊重教练的职业性，别动不动就说“我上我也行”这样的话了。我们经常看到评论员对教练品头论足，但其实很少看到教练员和评论员一般见识。因为这种争吵对于做事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里面写到过这么一个做事的人和评论的人吵起来的反面例子。年的时候，中国正进入到了国企改革的深水区，朱镕基提出的“国退民进”方针还在各个国企中艰难而曲折的推进着。在这场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潮中，因为只有方向性建议，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导，其中就充满了各种暗箱操作和灰色地带，这也造就了一大群借着“国退民进”而一夜暴富的弄潮儿。在这段时间里，这种灰色的操作是普遍存在的，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有个人戳穿了这个“皇帝的新衣”，他就是台湾经济学家郎咸平。他在年夏天公开的发表文章质疑中国三个大型国企的改制问题，他们分别是TCL，海尔和科隆。这三个企业在当时都是中国响当当的企业，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尝试着企业产权清晰化的进程，这其中就难免会涉及到一些灰色的操作和“侵吞国有资产”这种敏感话题。而郎咸平的三篇文章，就像三个巨大的照明弹，照亮了这三个在夜色下匍匐前行的人。面对这种质疑，TCL和海尔都采用的是低调的处理方式，仅仅是发出了一个声明“不予评价”，而这里面反应最剧烈的就是科龙的掌门人顾雏军了。顾雏军在郎咸平公开演讲质疑科龙之后的第四天，发出了严厉的律师函，声称郎咸平对其造成了诽谤，要求其公开道歉。而顾雏军的反击则正中郎咸平的下怀，作为学者郎正需要一个论战的对手。于是郎顾之争被迅速炒热，并引起了经济学界一场关于国企改制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经济学家郎咸平无疑是受益者，无论他的观点是否合理，但站在这么一场大论战的风口浪尖，都让他成为了风云人物，名气大涨，直到现在郎咸平仍然是活跃在各大电视节目中的经济学家。而唯一的“炮灰”，就是起来争辩的企业家顾雏军了。科龙产权变更的手段原本就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全错”，这自然经不起放在舆论的“显微镜”下考验。虽然顾雏军竭尽全力“自证清白”，但结果往往是越抹越黑，最终迎接他的是国家审计局的调查和科龙股价的暴跌。顾雏军为自己和科龙引来了烧身大火。这就是做事儿的人和“评论员”争吵的反面典型。凡是动手做事情，就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实的困难，就要在各种纠结中权衡取舍。而只做评论的人，他们上嘴唇碰下嘴唇，说得轻巧，更看不到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容易。在这两方的争辩中，做事的人得不到一点好处，最多就是证明人家说错了，而反倒容易引来过于苛刻的目光，影响到做事的进程。相反评论的人倒是能在这种争论中得到名望，即使在争论中落败也不会损失什么。所以这对做事的人是一场损失收益极为不成比例的战斗，注定难以有什么好结果。我妈她老人家说过一句话，我觉着特别有道理，她说“干的多，错的就多，而不干活的人，就只有一个错，只是不干活而已。”我妈这倒不是说不干就最好了，而是说只要你动手干活，就难免会犯错误就永远争不过叉腰在边上评论的人，毕竟人家除了不干活什么错误都没有。所以想做事情，就不要和评论员起争执，因为这对你的目标，抱负和野心没有一点帮助，不如专注于事，getyourhandsdirty。

END

作者：锅哥不姓郭

图片：网络（侵删）